批 准 号：2020BYY008

项目类别：上海市社科规划一般课题

项目名称：两岸三地英汉财经双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负 责 人：郭鸿杰

责任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在当今全球资本市场融合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众多跨国公司及世贸组织、欧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和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纷纷成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并推进了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在此背景下，使用更多国际通行的财经语言进行对外沟通与交流，传播新时代的“一带一路”构想，显得尤为重要。这一趋势不仅赋予了财经翻译推动经济思潮在国际间传播的重要使命，也对财经翻译研究提出了新的寄望。本项目突出了财经翻译研究的社会环境延展性、历史语境延续性、应用前景延伸性的特征。项目的学术创新体现在将研究视野拓展至百余年翻译史的宏观视角，以此来考察西方经济学思想在中国的译介进程，由此说明翻译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其是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学研究新范式

上世纪80年代，钱锺书就曾呼吁建立古籍数据库。他在为《论语数据库》作序时就提到，“抗拒新事物到头来的失败也是历史常给人的教训”。尤其是正值以数智化为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重塑学科体系、重构知识结构的大背景下，语料库技术日臻完善，语料库语言学理论也取得了重要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财经翻译研究开始转向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研究范式。其中，双语平行语料库的建设，不仅为跨语言文本对比分析和翻译实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其可服务于数字人文基础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取财经术语，建立术语库，规范统一术语的译名，而且有助于训练机器翻译，推进智能化、专业性、共享型资源建设。相较于人工翻译，基于训练后高质量垂直领域双语数据的机器翻译，在处理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和标准化符号表达的应用翻译任务时，在翻译的准确性、专业性等方面更具优势，这一点已在多项研究中得到了验证。例如，《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经过特定领域语料库训练的机器翻译模型，在医学文献翻译的准确性上，已达到与人类专业译者相当甚至更优的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能够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规律与趋势，推动财经翻译领域从传统的规约性研究范式向描述性研究范式转变，这亦是语料库研究的核心价值。正如中国近代语言文字学家黄季刚先生所言，“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换言之，通过数据挖掘等工具，精准提取已建英汉财经平行语料库中的大量语料，并对新发现的语言事实进行学理归纳，进而从中获得关于财经翻译规律的新洞见。这一转变不仅拓宽了财经翻译的研究视野，也为完善财经翻译理论，构建财经翻译学科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翻译史视野下的财经翻译研究

翻译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系统，应采取跨学科、多维度、多范式的分析思路。翻译既要重视本体性研究，又要置于大语境、大历史、大时代中去考察。英汉财经翻译史承载着中西经济思想的交汇和融通。晚清以降，随着中国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引介与吸收，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阶段、多语言的翻译过程。1880年左右，伴随着中国“自强”的思想潮流，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如《国富论》和《资本论》被逐步翻译并引入中国。这种经济思想的移植在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初步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翻译事业的繁荣。通过对海内外大量文献的整理与分析，晚清以降，英汉财经翻译传播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自发期（清末至五四运动）、自觉期（五四运动至1949年）、分化期（1949至1978年）、繁荣期（上世纪80年代至今）。

第一个阶段是自发期，即英汉财经翻译的萌芽阶段。在清末西学东渐浪潮的推动下，西方经济思想、商贸规则和金融制度通过翻译被逐渐引入中国。这一时期的翻译主要依赖于传教士、商人以及部分在外留学的知识分子（主要是赴日留学生）的努力，并由此为后来的系统性翻译和现代金融观念的引入奠定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自觉期，是英汉财经翻译逐渐规范化的重要阶段。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对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需求显著增加，大量西方经典经济学、金融学和管理学的著作被译介和出版。这一时期的翻译更加关注术语的标准化与科学性，金融术语的准确性得到了显著提升。随着学术体系的初步形成，自觉期的翻译推动了中国对现代金融体系的深入理解和吸纳，为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经济理论的支持。第三个阶段是分化期，这一时期的财经翻译受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中国大陆的翻译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展开，西方经济学的译介大幅缩减，金融翻译的内容局限于计划经济框架内的相关文献。尽管这一阶段的翻译限制了西方金融思想的广泛传入，但也推动了中国大陆经济领域内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财经翻译则发展迅速，特别是在香港金融业务中，财经翻译成为重要的服务内容。第四个阶段是繁荣期，见证了对外开放后英汉财经翻译的勃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再次成为翻译重点，数量庞大的金融、管理和经济学著作被引入中国，广泛传播。这一时期的财经翻译不仅关注术语的准确性，还在标准化和实用性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大量译本的出版极大丰富了中国经济理论体系，推动了证券市场、银行业等领域的专业化发展。同时，金融全球化进一步拓展了英汉财经翻译的深度和广度。现代翻译技术，如机器翻译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在财经翻译实践中被广泛采用，大幅提升了翻译的效率和质量。

因此，英汉财经翻译传播史不仅是语言和文化的交融史，更是中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外经济交流、社会变革和科技进步的缩影。从自发期的探索、自觉期的求知、分化期的调整到繁荣期的创新，英汉财经翻译从萌芽到繁荣的发展轨迹展现了其对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每个阶段的翻译活动既服务于当时的经济建设，也塑造了翻译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和财经翻译的专业化程度。

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与翻译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构建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已成为学术界与政策界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不仅是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参与并引领全球经济话语权重构的必然路径。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经济学研究指明了发展方向。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是对西方经济学学术体系的简单否定，而是秉持“取其精华、化为己用”的原则，在合理借鉴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实现本土化的经济学知识再造。在这一过程中，财经翻译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现有研究对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与财经翻译之间的内在关联仍缺乏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一方面，部分研究仅将翻译视为语言转换的技术性工具，忽视其在知识建构、话语生成和学术创新中的深层功能；另一方面，学界对中国经济学术语在本土化进程中的系统梳理与理论阐释仍显不足。

回顾中国经济学学科发展史，翻译在“吸收—转化—再创造”的知识演进链条中具有独特价值。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形成机制，也促使我们思考如何通过翻译将中国的经济实践经验和制度创新转化为国际社会可理解、可接受的话语形式，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学话语的有效国际传播。可以说，财经翻译始终是连接“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与“中国本土经济学学术话语”的关键桥梁。

在此意义上，财经翻译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帮助我们辨识、理解并重新阐释西方经济学概念与范式；另一方面，它也是将中国传统经济智慧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转化为国际可理解话语的重要途径。因此，财经翻译既是吸纳西方经济学合理元素的“入口”，也是向世界阐述和传播当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关键“出口”。这意味着，财经翻译已超越单纯的话语转换与文本处理的层面，从而承担起经济理论创新、经济话语建构与经济思想传播的重要使命，其在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的战略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