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 准 号：23CSS005

项目类别：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项目名称：拜占庭丝绸业研究

负 责 人：吴  刚

责任单位：复旦大学

丝绸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经济、礼仪、外交等方面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丝绸业是丝绸流通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拜占庭帝国的特色产业。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都是拜占庭丝绸业的首要中心，但进入11世纪后，以希腊底比斯（Thebes）为代表的地方省区丝绸业开始崛起，甚至超越君士坦丁堡。本项目聚焦于以往研究中忽视的地方省区丝绸业，以丝绸生产技术为突破口，在发掘文献记录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考古、图像等证据类型，从生产技术细节、生产流程和工业布局、生产组织形式三个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学界关于拜占庭丝绸业的已有认知。

一、生产技术细节：以养蚕为中心

学界传统观点认为，拜占庭人的养蚕习俗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养蚕习俗并无显著差异，部分学者甚至直接采用中国史料中的养蚕记录来解释拜占庭的养蚕业，而忽视对拜占庭史料本身的考察。项目通过系统搜集和细致分析拜占庭文献中的养蚕记录，全面重构了自六世纪查士丁尼时期引入桑蚕（Bombyx mori）后，拜占庭养蚕习俗的本土化过程及其基本特征。研究发现，拜占庭养蚕习俗和东亚有本质区别：拜占庭人不杀蚕也不缫丝，而是采用加工羊毛的方式处理被蚕蛾破壳后受损的茧。这一习俗相比缫丝加工成本高，但产量却更低，且所获丝线质量更差。这一结论从根本上解释了诸多拜占庭丝绸业的长期谜题：为何自桑蚕引入后，养蚕业仍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为何即便掌握了桑蚕养殖，拜占庭人仍长期依赖进口丝绸原料。项目研究认为，只要能确保丝绸原料进口渠道畅通，质次价高的本土丝绸原料就不会成为拜占庭人的优先选择，进而抑制了本土养蚕业的发展，加剧了对进口原料的依赖。此外，研究还发现，拜占庭人在吸收外来养蚕技术的同时进行了诸多因地制宜的本土化改造。例如，和传入地的养蚕习俗相比，在拜占庭，女性代替男性成为养蚕业的主导力量，并且在蚕种孵化环节中，不再借助粪便进行加热，而改用蚕农自身胸部的体温进行孵化。

二、生产流程和工业布局

项目以底比斯及其周边希腊地区为代表的地方省区丝绸业为对象，重点考察纺织、成品加工和贸易环节。现有史料表明，由女性织布工主导的精湛工艺是底比斯丝绸产品远销各地的关键因素。不仅如此，即便在遭遇危机（如1147年诺曼人掳走大批底比斯纺织工匠）时，底比斯仍能迅速填补丝绸织布劳动力的缺口，在短时间内恢复产能。基于这一现象，项目研究推断，底比斯周边的希腊地区存在一套高效的丝绸劳动力流通网络，促成以织布工为代表的专业劳动力自周边区域源源不断地流入底比斯。

针对丝绸成品加工和贸易环节，以往学界在讨论拜占庭丝绸业时鲜有触及，以至于大部分学者对于丝绸成品的形态、贸易模式存在诸多误解，对于贸易过程的复杂性也缺乏足够认知。为弥补这一不足，该项目以12世纪拜占庭最重要的丝绸业中心底比斯为例，在充分利用希腊地区的小众地方文献与最新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对上述议题进行细致剖析。研究发现，底比斯的丝织品既可作为未裁剪的布匹直接出口，也可以以裁制后的成品形式（如成衣）进入市场。在运输方式上，除了海运外，马和骡为主的陆路运输同样扮演重要角色。就海运而言，丝绸出口往往与其它区域性商品贸易（如瓷器及双耳瓶盛装的葡萄酒和橄榄油）乃至人口流动共用同一航线及商船、共享同一套海上交通网络。底比斯丝绸海上贸易的繁荣很可能与周边港口城市——如科林斯（Corinth）和哈尔基斯（Euripos）——同时期发达的陶瓷生产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了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三、生产组织形式：教会和威尼斯人的角色

学界此前在阐释底比斯丝绸业崛起的动因时，普遍强调当地富裕贵族阶层和外地商人（如威尼斯人）的资本投入，却忽略了以地方主教为代表的教会所扮演的角色。该项目通过两个案例，尝试发掘教会对丝绸业的推动作用。

首先，项目考察了12世纪底比斯大主教卡罗科特尼斯（John Kaloktenes）在当地建立的一所罕见的宗教机构。该机构与雅典著名的帕台农神庙（Parthenon）同名，其仅存的零星文献记录源自同时代的拜占庭教会法学者瓦尔萨蒙（Theodore Balsamon）。根据这条记录，这一类宗教机构在基督教教会传统中历史悠久，但在12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境内已几近绝迹。在这一背景下，卡罗科特尼斯却在底比斯反常地复兴了这一传统。项目研究结合拜占庭世俗法、教会法及瓦尔萨蒙本人的教会法评注，重构了帕台农这一宗教机构的传统及其基本特征。项目研究发现，帕台农是一种用于收容宣誓独身的在俗（lay）女性进行集体修行的机构，其管理模式相比传统的女修道院更为宽松且自由。考虑到女性织布工在底比斯丝绸业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且卡罗科特尼斯的任期恰逢底比斯丝绸业的鼎盛时期，项目推测，复兴帕台农的举措有可能蕴含了吸引和安置更多女性劳动力的考量。

其次，项目考察了11世纪中叶在底比斯成立的一个基督教兄弟会。该兄弟会现存一份约1100年重修的兄弟会章程，由47名成员签名确认。根据签名信息可知，兄弟会成员分散于底比斯及周边地区，其中4位姓Blattas的成员很可能直接从事丝绸织布业，或来自于以此为生的家族。该章程显示，兄弟会由底比斯大主教管辖，其日常活动围绕频繁的成员集会和一幅底比斯圣母圣像在各成员所在地间的巡回流转而展开。项目研究据此推测，该兄弟会通过宗教纽带在区域内构建的人际与物流网络，很可能为织布工等丝绸工匠由周边地区持续涌入底比斯创造了条件。这一稳定的劳动力输入不仅有助于保障底比斯的劳动力供给，也增强了当地丝绸业应对危机的韧性。

除教会外，该项目也对参与底比斯丝绸贸易的威尼斯人群体进行了专题考察。威尼斯人从11世纪末起，凭借拜占庭帝国授予的商贸特权，陆续在帝国境内多个商贸重镇建立起了威尼斯社区。其中，君士坦丁堡、科林斯和底比斯的威尼斯社区尤为重要，留下了大量的档案记录。尽管学者们普遍认可威尼斯人在底比斯丝绸业崛起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对底比斯威尼斯社区的内在结构、特征、地位及成员所从事的具体活动一直缺乏深入考察。项目用群体传记的研究方法，以姓名为线索细致分析了现存的威尼斯档案材料。研究发现，教会资产及其所关联的神职人员构成了该社区的中心，为社区提供必需的宗教和行政支持。社区由若干威尼斯家族领导，这些家族通过联姻和合作等途径紧密链接，但与本土拜占庭居民的互动则相对有限。除个别偶尔从事农业外，绝大多数社区成员以经商为生，身份多为投资人、旅商或船主。丝绸是他们主要涉足的商品；除了丝绸贸易外，他们还通过投资设立丝绸作坊的方式直接参与丝绸生产。